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解放。

不久，重庆军管会派军代表刘天佑来西南药业的前身中央制药厂（又称渝厂或重庆制药厂，总厂已迁回南京）接管。

刘天佑代表军方，接受军药处的订货，组织开展生产。

1950年初，山城重庆还沉浸在解放后的复杂氛围中——既有新生的欢欣，也有百废待兴的沉重。

军药处向重庆制药厂最先的订货，是部队急需的行军丹与救急水各一批。

工厂克服困难，加班生产，圆满完成救急水260公斤和行军丹100万粒的任务。

刚刚松了一口气，1950年3月底，工厂又接到军药处订购的行军丹3000万粒，限期1个半月交清订货。

3000万粒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！工厂尚不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。

此时，无论刘天佑还是干部工人们，并不知道为什么部队忽然要订这么多行军丹。

虽说军药处有保密，但这么大的量，作为军人的刘天佑已经敏感地意识到：

一定有大事件发生！

确实有。

1950年1月2日，尚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西南局：“应该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“。

在重庆的刘伯承、邓小平于1月8日联名回电：“完全同意！”

中央已经作出进军西藏的决策。

进军主力是张国华将军率领的二野第18军。

进藏任务紧迫，药品必须先行。

紧急生产3000万粒行军丹，就是为解放西藏的部队准备的。

行军丹，又名保济丸，是清末广东商人李兆基根据高僧所赠秘方改良而成，有解暑避瘟、提神醒脑、疫免调节的功效，成为近代中国军队的常备药品。

重庆制药厂要在短期内生产出3000万粒，谈何容易！

单是订货所需的原料就有三四千斤。由于厂房窄小，地多坎坡不平，不易制造及储存原料及包装用的木箱、玻瓶、纸盒等。

困难就摆那里。军人刘天佑清楚，生产任务就是军令，必须完成！

毕竟，前期工厂已有生产100万粒的经验，不讲条件，那就上吧！

在刘天佑的指挥下，干部工人认真研究，想尽办法，克服困难，开始生产。

就在紧张生产行军丹的1950年4月，重庆军管会结束了刘天佑的军管，派文治安接办。

文治安指派代表李三多来厂协助生产，主持一切工作。

李三多（右二）

李三多主持生产任务后，他已经知道行军丹是将送往进藏前线的，但生产中的最大的拦路虎是生药磨粉——工厂当时只有效率低下的旧式石磨，即便日夜不停地推，粉也磨不出来多少。

面对这座看似无法逾越的大山，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红军老战士没有退缩。

他立即行动起来，四处奔走，最终从市里其他药厂借来了现代化的磨粉机，解了燃眉之急。

生产中的困难还很多。李三多挽起袖子，带领全厂技师和工人一起干，一起解决。狭窄的厂房里，机器声昼夜不停，人影忙碌不休。

李三多与工人们一同守在机器旁，困了就在车间角落打个盹，醒了接着干。他那双曾经握过枪、也曾采过药的手，此刻既调试着机器，也鼓舞着人心。

他的行动让工人们感受到，这不仅仅是一项生产任务，更关系着和平解放西藏、完成国家统一的重要使命，一如他当年在长征路上护送伤员，在晋察冀的战场上救死扶伤，每一份努力都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。

李三多和工人们，在交货期限的当年5月15日，胜利完成任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