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首歌，是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主题曲。

“只有这三样，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！”

杨世怀所在的武工队和铁道游击队互相支持，在抗战烽火中狠狠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。

年轻时的杨世怀习武，直到60多岁时还能健步疾走。

更在于，他是一个思想与时俱进的老干部。

他儿子杨双庆还记得，“80年代父亲主管的重庆二轻局引进日本将军牌冰箱时，他是中方主谈代表，回家后对我们说，40年前我和日本人打仗，40年后又和他们谈合作。一切，都是时也，变也！”

杨世怀（中）和战友们脱下军装，参加地方建设

他先去铜梁安居区任区长，后到綦江川东企业党委，1957年来到牛角沱嘉陵江边的重庆制药厂（西南药业前身）。

当时的化学药制剂药是紧缺商品。1956年重庆市场的针剂销售达1909万支，片剂销售达23亿片。重庆的制剂企业无论从品种到数量，都不能满足需要，每年都要从外区调入大量制剂药品。

因此，在“二五“期间实现重庆医药工业大发展，建设新的针片剂车间被提到议事日程。

早在1955年，重庆市就根据中央轻工业部医药管理局的指示，准备在整合基础上，建设年产能力针剂5000万支、片剂40亿片的工厂，以改善西南地区针片剂药品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。

重庆市建委提供的待选地址有沙坪坝红槽房、沙坪坝天星桥桅子湾、江北石马河、九龙坡茄子溪等10处。

作为建厂筹备组负责人，杨世怀带领大家将10个待选点都跑遍了，最后确定在天星桥覃家岗乡的桅子湾建厂。

三厂老人都知道，从牛角沱迁天星桥是因为要建嘉陵江大桥。

却大多不知早在50年代，毛泽东就填词水调歌头：“高峡出平湖，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“，可见中央在50年代就有了修三峡大坝的决心。

牛角沱工厂最低水位仅188米，属被淹范围。因此，它必须搬迁。

毕竟，桅子湾的净地坪标高在272米，属宝地。

在杨露和杨双庆幼年的记忆里，“老汉常常是天不亮就走了，夜深才回来。有时几天也不回家，也不晓得在搞什么？”

1958年，时年35岁的杨世怀正值盛年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劲。

和平年代的建设，也像他在战争年代一样，有困难，克服；不懂技术，依靠工程技术人员。总之，他要把建设者们拧成一股绳，把新工厂建成！

新工厂由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设计，项目总工程师即院长郑炽，另有上海方尹弼农、方知仁等参加。

重庆方参加的技术干部有陈世薰、曾德惠、濮宪存、傅国强等。

建厂指挥部还有周浩然、杨忠祥、张圣问等人。

所有汇聚的力量，只为建成新工厂！

从1958年2月动工，到1960年8月，一座现代化制药工厂的针片剂车间，屹立在桅子湾葱笼的田野上。

说葱笼，不为过。那时的桅子湾，除针片剂和机修动力房外，中药车间、大输液车间、玻璃车间及家属区等，都还没建或没建好。

先生产，后生活，是那一代建设者们无怨无悔的选择。

而这时的杨世怀，根据组织调令，已经去到松藻矿务局，干出了另一番天地。

他虽然没有看到西南制药三厂的最后建成，却把心血洒在了这片热土上！

直到1990年，西南制药三厂庆祝军事接管40周年时，才把他请回来。

老同志们都还记得他，仍叫他“杨厂长”。

在针剂车间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对摄影师说，来，请给我拍一张。

那是他30多年前付出的心血！

他因为调离，可能一次也没进过正在火热生产的针剂车间，但对三厂的感情，从未忘却。

功成不必在我！

而只要我来过，已经足够了！

这就是一个老干部、老党员的胸襟，辽阔而宽广。

感谢老厂长的贡献，谨此纪念！